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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与探险:玛丽安娜·诺斯的艺术世界》,玛丽安娜·诺斯 著,余天一 祝羽捷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

1856年,26岁的玛丽安娜·诺斯与父亲一起游览了位于伦敦西南角的邱园。当时的园长威廉·胡克爵士送给她一束华贵璎珞木,这种植物被誉为“缅甸的骄傲”,它的异国情调和浓艳的色彩点燃了诺斯对植物和大自然的热情。她仿佛感受到一种未知的召唤,从此踏上探险的征途,开启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诺斯在新加坡旅行时绘制的华贵璎珞木。

为了描绘植物和探索未知世界,玛丽安娜·诺斯像真正的探险家一样独自闯荡世界,足迹遍布六大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美国、牙买加、巴西、特内里费岛、日本、婆罗洲、爪哇岛、斯里兰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南非、塞舌尔和智利,很多荒凉的角落就算放在今日也是难以抵达的。她在植物学和植物绘画领域的成就,始于爱好和天赋,终于使命和奉献。邱园更像是她探险之旅的此岸与彼岸——这座偌大的植物园孕育了满怀冒险精神的诺斯,而当她归来时,她便在邱园建立了永久性的画室,并留下了自己丰富的植物绘画作品。它们既是艺术的创造,又是科学的宝藏。

一位独立女性究竟能拥有多么美妙绝伦的一生,到现在还是一个被大家不断讨论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几乎没有自由和权利,性别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教育和发展,社会对完美女性的定义不过是待在屋内的“家庭天使”,而玛丽安娜·诺斯却是一个突破藩篱的典范。她惊世骇俗的探险经历,超越了同时代女性乏味的家庭生活,打破了当时女性面临的限制和困境。为此,她也得到了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在内的诸多杰出科学界人士的尊重。对于一位19世纪的女性来说,能与来自科学、艺术、文学和*领域的专业人士交往非同寻常,而玛丽安娜·诺斯做到了。

“花神的女儿”——植物学里的女性

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植物标本和植物绘画一直都是流行于世的趣味活动,书店和博物馆都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卖点”,中产阶级也热衷于收藏这类作品,用于装饰自己的住宅或者炫耀学识。可这类植物手绘往往轻描淡写,多为博物学用途,绘制的艺术性点到为止。诺斯的作品却全然不同,透过她的手绘,你可以感受到她炙热的情感,感受到她鲜活的心跳。人们对诺斯的作品赞不绝口,这些美轮美奂、制作精良的图画,必然出自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热爱绘画的人之手。

在当时这样一个崇尚科学探险的时代,科学家和艺术家带回的不少标本和图像成为识别这些植物的关键素材,大众也借助他们的旅程开始对自然有了更广阔的认知。在大航海时代,西方人的触手已经伸向不同大陆的新奇角落。这种地理大发现的方式是粗暴的,到了英国,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理想主义的萌芽,人们在崇尚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同时,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开始寻求自然主义的解释。

在启蒙思潮和自然神学的影响下,欧洲的博物学、园艺学兴起。19世纪中叶,博物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欧洲人怀揣着对自然的好奇心奔赴各地进行科学探险。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出于建立国家档案的意识和学术研究的需求,委托“植物猎人”到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寻找不同种类的植物,完成海外植物标本的采集。“植物猎人”前赴后继,他们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可能是如假包换的植物学家,也可能是园艺家、外交人员、传教士、探险家、士兵或公司雇员。因为采集活动本身除了具有科学价值,还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因此,*和贸易公司也都对此兴致盎然、虎视眈眈。

王莲,绘于南美洲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是博物学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植物学领域,因为传统观念认为,植物学活动有益于女性道德和品格的培养。在这种观念下,女性便获得了进入植物学领域的“许可证”。由于传统女性受到的科学教育有限、性别意识形态顽固等劣势,她们参与植物学活动的主要方式只能是成为植物学家的助手,进行植物采集、分类,对标本进行描述、绘画,做科学研究和知识普及,以及植物学教育,等等。

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毕翠克丝·波特、玛丽·德拉尼、夏洛特王后等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的英国女性被称为“花神的女儿”,博物学和植物学这才为女性提供了跨越性别限制的机会。“植物猎人”冒着牺牲健康和生命的风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会被原住民袭击,不少人客死他乡。他们回到英国时被视为英雄,用一路的收集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他们在别国却毁誉参半,因为博物学和人类学一样,与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密不可分,在本地人眼里,他们大规模到别国收集植物的行为,如未经许可,就是小偷或间谍的行径。一体两面,越来越多的植物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而当年“植物猎人”的探索和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并维护了物种的多样性。博物学家达尔文也曾支持非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的物种之一,良好的生存环境离不开其他物种。

可想而知,女性“植物猎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而且,她们的目的更加纯粹——她们不为谋生,不为医学用途,不为经济利益,更不追求财富和商业上的好处。我们的女主角玛丽安娜·诺斯也一样,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机构或商贸公司,她既不贩卖标本或绘画作品,也不热衷于采集植物。秉持着对科学和自然的热爱,她立志要积累到世界上最多的植物图像,并最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著名女探险家。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在她的作品里看到的不是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野心,而是人与自然的共情。

从富家小姐到“植物猎人”

玛丽安娜·诺斯1830年出生在英格兰的黑斯廷斯山庄,是家中的长女,这个家族也是镇上最负盛名的家族之一。其父亲弗雷德里克·诺斯是黑斯廷斯的自由党议员,一名富有的大法官。母亲珍妮特是伯威克郡利斯第一男爵约翰·马约里班克斯爵士的女儿,在与玛丽安娜的父亲结婚前,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生了一个女儿,前夫因意外去世。

诺斯家的餐厅里,挂着祖先们的肖像,他们个个声名显赫:詹姆士二世时期的总检察长、查理二世的财政专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小时候玛丽安娜·诺斯总央求父亲讲家族成员的故事,听得一脸沉醉的她对祖先充满了敬畏之心。

和其他贵族小姐一样,玛丽安娜·诺斯也被按照维多利亚时代淑女的标准培养,从小便开始学习音乐和绘画。虽然流露出对写作和绘画的兴趣,但是她也只是将其看成淑女们必备的爱好,从未想过以此为职业。况且,对她这个阶级的女性而言,当画家是不体面的。

诺斯一家的生活非常丰富:他们冬天住在黑斯廷斯,春天住在伦敦,夏天则在玛丽安娜同母异父的姐姐的老屋和诺福克郡的农场之间度过。位于海边的黑斯廷斯当年是一个渔村,玛丽安娜和父亲的感情很好,她童年最初的记忆便是父亲把自己扛在肩上,越过山头,走很远的路,到海滩上看渔船和渔民打上来的海鲜。议会改革法案投票期间,父亲投了赞成票,法案虽然通过,但父亲在他诺丁山的房子里和同僚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第二天,她的父亲就病了,不得不暂停议会的工作。不过这也让父亲有了更多的闲暇来照顾家庭。旅行是诺斯一家生活中的固定项目,与囿于闺房中的贵族小姐不同,玛丽安娜整个童年时期都在与家人一起旅行,与周遭的环境接触紧密。她在旅途中目睹了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工厂把污水排进河流,河水被染成橙色和紫色,噪声和烟雾笼罩着原本洁净的村庄。她更喜欢搬去诺福克生活,那儿的花园里种满各式各样的花卉,有一望无际的萝卜地和冷杉园,有猪和鹌鹑,还有一头驴子可以骑,仿佛活在《柳林风声》所描述的世界中。

家庭教师允许自由活动的时候,玛丽安娜就会如饥似渴地翻阅沃尔特·斯科特和莎士比亚的书,以了解经典和历史。她陶醉于《鲁滨逊漂流记》里野外求生的故事,这也使她对探索世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玛丽安娜就会被身边一些不凡的女性吸引,她们完全无惧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心态令她无比钦佩。玛丽安娜17岁时,他们一家决定出国游历三年。

1847年,他们先在德国的海德堡住了8个月,除了每周欣赏音乐会,户外探险成为他们的另一种消遣。玛丽安娜在日记里写道:“父亲经常带我去探险,从铁路开始,越过山丘,进入森林。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漂亮的公鹿、野兔和狐狸,并在山谷中采了一大束百合花。一切都显得如此平静和安宁,尽管在那时,整个欧洲都在酝酿巨大的革命。”正如她预感到的,他们在旅途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和危险。1848年2月,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国王路易·菲利普被迫逃到英国,革命的热浪很快越过莱茵河,席卷欧洲。德国的大街小巷充斥着集会和示威游行。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带着一家人铤而走险,成功离开了海德堡。而在到达德累斯顿的隔天,他们再次遇上了*。

整座城市处处是路障,炮声、枪声和鸣笛声连绵数日,普鲁士的指挥官也住进他们的房子里。他们目睹了窗外的茨温格宫和其他精美的建筑在战火中燃烧,街上躺满了可怜的伤员和死者。慕尼黑、萨尔茨堡、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布鲁塞尔……这三年的旅行虽让玛丽安娜充分领略了欧洲的风光,并在路上一直练习音乐和绘画,但也让她见识到了战争的恐怖。回到英国后,玛丽安娜从真菌着手,全身心地投入花卉绘画中。她参加了来自荷兰的范·福温克尔小姐的水彩画课程,接受了有着“女王的花卉画家”之称的瓦伦丁·巴托洛缪的指导,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伯特·道林也教授了她油画的创作技法。她崇拜永远忠实于自然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家威廉·亨特,可惜他怎么都不愿意收她为徒。

诺斯的“智利百合”和其他花卉,受到了瓦伦丁的影响。

邱园和奇斯威克宫花园扩充了她对植物的认知,激发了她对植物的热情,也在她心中种下了一颗探索的种子:“我一直梦想着去某个热带国家,在丰富繁茂的自然中,画出那里奇特的植被。”

1855年,母亲去世,24岁的玛丽安娜遵循母亲的遗愿,陪伴并照顾日益衰老的父亲。父亲已在1854年再次当选议员,每年夏天议会闭会后,他都会带着女儿玛丽安娜和凯瑟琳去欧洲旅行,这也为玛丽安娜日后独自旅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59年,他们穿越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同年,家族朋友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著名的《物种起源》,玛丽安娜在路上完成了她的第一幅水彩画。1860年的夏天,他们在瑞士、意大利、克罗地亚、匈牙利、土耳其和希腊度过。1865年,妹妹凯瑟琳已经结婚,父亲在*中落败,索性退休,他和玛丽安娜决定完成他们的一个夙愿——到东方旅行。

他们沿着尼罗河航行,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冬天,去了瑞士和意大利的南蒂罗尔,最远到了阿苏安。他们在叙利亚度过了春天,1866年夏初,他们经奥地利克恩滕州和蒂罗尔回到英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却成为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旅行。父亲在阿尔卑斯山一病不起,玛丽安娜随后将他带回黑斯廷斯。1869年,玛丽安娜的父亲撒手人寰。

巴西的一种兰科植物。

父亲的离世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当时,玛丽安娜39岁,由于未婚,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遗产。未婚的她仍旧可以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用绘画来缓解失去父亲的悲伤。但很快她便决定退出黑斯廷斯的上流生活,独自到广阔的天地里冒险,用画笔记录下世界的风貌与生物的多样性,毅然走上女“植物猎人”的道路。

独自环游世界的女探险家

“我常常想,她天生的高贵风度和朴素端庄的举止,有助于她在长途旅行中应对各式各样的男人。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赢得尊重,各地的人都乐于助她一臂之力。工作一直是她的第一要事……她决不会闲着。”玛丽安娜·诺斯同母异父的姐姐珍妮特·夏特沃斯如此评价玛丽安娜在外旅行的能力。

父亲去世后,玛丽安娜·诺斯与她的老仆人伊丽莎白一起,带着纸板、油彩和画笔,首先前往门托尼,又沿着里维埃拉缓缓地向西西里岛行进,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春天。在对自然的观察中,她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启发,完成了许多幅素描作品。1870年夏天,她回到伦敦维多利亚街的公寓,开始新的生活,从此那里也成为她的家。

1871年7月,她卖掉了黑斯廷斯的房产,从利物浦出发,经牙买加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自旅行,从此踏上世界植物探索之路。在探险的路上,玛丽安娜为途中遇见的新奇植物兴奋不已,美国的大叶橡树、白松、榆树、枫树、铁杉和树篱深深吸引着她。她身穿维多利亚式的塑身衣和厚重的裙子,毫无顾忌地在荒野中艰难跋涉,翻越悬崖峭壁,路上时而要忍受成群的昆虫的骚扰,时而要应对倾盆大雨和沼泽险境,晚上常常睡在帐篷里,甚至干脆直接睡在地上。遇到令人心潮澎湃的美景,她就安营扎寨,开始写生,比如在尼亚加拉瀑布,她停留了两个星期。在纽约,她与尤里西斯·格兰特*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但就像所有的大城市一样,纽约对她来说无疑是乏味的。一有机会,玛丽安娜就会避开城市,尽可能久地待在乡村。

诺斯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写生。

离开纽约后,玛丽安娜去了牙买加的金斯敦,她以每月4英镑的价格租了一栋隐藏在荒废的植物园里的房子,里面有20多个房间。徜徉在果树、香蕉树和桃花心木之间,她在日记中写道:“处于狂喜状态,几乎不知道先画什么……我画了一整天,白天出去画,直到中午才回来,之后我在屋里画花,因为这个季节下午基本上都有大雨,而日落前天又会放晴。我经常进山探索一些新路,最后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家。”在牙买加,她住过海拔1500米的房子,周围是长满了紫罗兰、木槿、马鞭草、栀子花、日光菊和橙花的花园。

1872年,她登上了皇家邮船“涅瓦号”,去往巴西的茂密丛林。在里约热内卢,她住在外国人酒店,每天由骡车载着她全速前往植物园作画。“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阴凉的林荫道上工作,只有在日落时分才回来吃饭和休息,因为太累了,我无法接受晚间拜访,这引来了一些好友的不满。”玛丽安娜还曾与巴西最后一位皇帝佩德罗二世共度时光,佩德罗二世十分欣赏她的画作,并帮助她寻找未被发现的植物。在巴西逗留的8个月里,她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丛林中的一个小屋里完成的,那里仍然保留着奴隶制,房子里同时住着金刚鹦鹉、多色鹦鹉、孔雀和鸽子。她出门时会带着狗为自己开路,以避开蛇等危险动物的袭击。在这些过程中,玛丽安娜不仅观察到了原始荒野中的自然之美,还目睹了森林被砍伐后裸露的地面。奴隶脸上的人类之苦更使她深感痛心。

在巴西,她画了100多幅作品,详细记录了高大的棕榈树、鲜艳的花朵和异国的野生动物。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画面中心是一朵网球花,其底部有一条红黑相间的珊瑚蛇,一只肥大的蜘蛛在花丛中织网。这幅作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她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植物绘画的经典传统——她不仅记录了植物,还记录了其所在的环境。

诺斯喜欢将从野外摘回的植物插成花束,然后用画笔记录下来,而不是作为标本保存。这也表现出了她将自然融入生活的创作观念和审美态度。

在探索了特内里费岛和加那利群岛之后,诺斯把目光投向了东亚。在日本,当时的锁国政策仍然具有区域性的影响,她在得到天皇的允许后,在京都逗留了三个月来绘画。这次旅程中,她画了日本幽静的寺庙和威严的富士山,婆罗洲茂密的森林和艳丽的肉食植物,爪哇饱满的水果、花样的蝴蝶和壮美的火山,以及斯里兰卡素净的兰花、高大的棕榈树和开阔的海滩景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旅行期间,她发现并绘制了一种闻所未闻的新物种,后来约瑟夫·胡克爵士将其命名为诺斯猪笼草。

在印度,她花了15个月的时间,用无限期的铁路通行证独自从印度南部穿越到北部,忍受着惯常性的不适和危险,在画纸上尽可能多地捕捉她所看到的植物和风景。这期间,她创作了200余幅精美的画作,其中大部分的主题是植物,但也有她喜欢的当地建筑。这些作品极其详尽地记录了加尔各答、孟买、德里、斋浦尔的城市街道,大吉岭、珠穆朗玛峰的山景,泰姬陵以及更远的寺庙及其周边的人、村庄等场景。

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

在玛丽安娜看来,达尔文是个谦逊、真诚且伟大的人,从不吝啬分享他的洞见与想法。1880年,在达尔文的建议下,她前往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登陆,参观了当地的植物园,然后进入内陆。“我把口袋里的手帕铺在一簇草上当枕头,仰面躺在地上,呆望着头顶上的桉树,至少有一个小时。”她回忆起在邦亚山脉的情景时写道。在蓝山,她看到了蒂罗花的自然栖息地。奥尔巴尼的一位当地画家向她展示了她“从未见过甚至梦想过的野花”。

在澳大利亚完成绘画后,玛丽安娜的创作计划只留下一个空白:南非的植物。1882年,玛丽安娜前往开普敦,试图寻找一种名为帝王花的植物。在伊丽莎白港吃午饭时,她向一位朋友提起了她的需求,这位朋友随即从餐桌上离开,没一会儿就给她带回了一朵瑰丽的帝王花,是刚从邻居的花园里剪下来的。

帝王花。

1883年9月下旬,玛丽安娜离开她在邱园的画廊前往塞舌尔。在山区雨林中,她又发现了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树,将花卉样本送回伦敦后,约瑟夫爵士立即为她命名了该属——Northia seychellana。

僧帽榄。

1884年,塞舌尔之旅结束时,玛丽安娜的身体出现了异样。回到英格兰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去智利做最后一次考察。在旅行中,她不得不忍受着风湿病和日益严重的耳聋带来的影响,只为在那里画出智利南洋杉和龙舌凤梨。第一站是蓬塔阿雷纳斯,靠近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在这里,她第一次看到大量的龙舌凤梨:“花是浅黄绿色的,有鲜艳的橙色花蕊,成串生长,呈螺旋状排列在两三米高的芦荟状茎的头部。”在找寻智利南洋杉时,她遇到了重重困难。当地人认定她的寻找将会是徒劳的,因为这些树大多已被砍伐用作铁路枕木。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警告她会被美洲狮吃掉。不过,当她接近科迪勒拉–德–纳韦尔布塔山脉时,那些传言都不攻自破了——森林确实是存在的。

55岁时,玛丽安娜发现了“安静地待在家里的乐趣”。这位女探险家从旅行中退休,搬到格洛斯特郡的一处乡村小屋里,她打理花园,写回忆录,把往事的浮沉勾勒出来。玛丽安娜于1890年8月30日去世,终年59岁。她的日记由妹妹凯瑟琳编辑,并在1892年以《幸福生活的回忆》为名分两卷出版。

在她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她是旅行的行家,能用冷静而幽默的态度面对各种状况。有一次,搬运工们打了起来,她就在一旁坐着看风景,直到他们言归于好,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接着上路。她在日记里记录了独自旅行的秘诀:“幽默感往往是我独自旅行时最有用的朋友,对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任何数量的金钱。”旅行中也少不了插曲,不过她是个乐观主义者,很少抱怨旅途中的困难,常常会以英式幽默来调侃自己的经历。比如她在画纳西克城外的古建筑时,被蚂蚁缠住了,她记录道:“它们似乎对油彩有特殊的兴趣,于是爬到了我的调色板上,还吃掉了我很多东西。”在牙买加,“夜里老鼠来了,把我的靴子啃了个洞,这双靴子非常珍贵,我不想轻易把它换掉,所以接下来在岛上逗留时,我总是把它放在水壶上面”。

她还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知道如何与当地人相处,总是可以拿到介绍信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每到一处,她宁愿选择住在小屋或当地人的家,也不去住高级酒店。当一个拉杰普特族的贵族带着狩猎队伍经过她作画的湖边时,她躲到了岩石后面:“这些大人物有一种习惯,他们看上什么就索要什么,根本无法接受被拒绝,我才不愿意把我千辛万苦画出来的素描送出去呢。”

别具一格的植物绘画

维多利亚时代是技术进步的时代,但仍然是一个限制女性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对玛丽安娜没有任何吸引力。年轻时,她便认为宗教是“胡言乱语”,婚姻是“可怕的实验”,女人婚后会成为“上层仆人”,而旅行伙伴是“令人厌烦的”。她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厌倦刻板的舞会和社交活动。她意志坚定、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一心向往旅行与自然——观察、探索和记录世界上植物的奇迹,才是她的兴趣所在。

与植物学家一样,诺斯带着科学探索者的权威凝视,通过绘画和写作详细介绍了她所画的许多植物的位置、栖息地和用途。画廊的修复人员在画作的背面发现了玛丽安娜的其他作品和草图,让我们得以一窥她在创作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创作过程中对材料的重复使用。她还会在作品的背后写下在创作过程中的观察,例如在画一只树懒时,她会记录观察的时长、树懒奇异的移动方式和对食物的口味。

也不愿遵循当时植物学艺术的传统方法。她挑战维多利亚时代花卉绘画的传统,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到自然环境中创作油画,而当时的植物学家多用水彩,在浅色背景上画出植物的样貌。也正是因此,她的作品常常被一些植物学家驳回。

为了不损失光线和保障安全,画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作品,她也因此练就了户外写生的能力。支起画架,她总是先在纸上用钢笔和墨水构图,打完草稿,再把颜料直接挤出来上色,有时会不厌其烦地修改构图。她偏爱红色、橙色、绿色、钴蓝等饱和度高的颜色,有些人推测这是因为她使用的调色板有限,特别是在长途旅行中,她不得已减少了携带的颜料数量,且她并不经常使用黑色颜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画作如此鲜艳。这种大胆而绚丽的绘制风格,在当时的英国前所未有。

1882年,在南非进行创作的诺斯。

她还会把植物所在之处的景观和相关的风土人情描绘出来,包括寺庙、人群等等,植物往往在前景,加上印象派最善用的光与影,画面因此变得栩栩如生。她的构图独特,比如在描绘富士山的时候,她用悬挂的紫藤作为前景,远处的背景好似舞台幕布,这样的构图方式仿佛拥有了戏剧效果,能让人亲临其境感受现场发生的一切,朦胧的远景还展现出中国古代水墨画般的意境。

在另一些作品中,她捕捉到了作画时前来探访的昆虫、蛇、蜥蜴、鸟或其他野生动物,她像拍摄快照一样,记录了它们在大自然活动的奇妙瞬间。她不仅描绘光彩照人的果实,有时还会把果实、花草和中国瓷器或者当地的金银铜器摆在一起,颇有荷兰静物画的风格,构图丰富且讲究,层次细腻,华丽精致。

步履不停,向邱园捐赠画作

1879年,诺斯从印度回到英国,在伦敦梅菲尔区展出了自己一些作品,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意识到作品保存的问题。她写信给当时在邱园担任园长的约瑟夫·胡克爵士,提出将她的作品捐给邱园,并提供资金,在邱园建立一个常设画廊,来放置和永久收藏这些作品。同时,她建议将画廊作为花园里游客的休息场所,并在展览空间的后面设置艺术家工作室,供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进行植物插图的创作,以回馈邱园给予她的灵感和热情。

她邀请自己的朋友——建筑历史学家詹姆斯·弗格森按照她欣赏的印度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进行设计,并在建筑结构中纳入一个阳台来展现其与东方的联系,为整栋建筑增添了一抹异国情调。建筑完工后,诺斯花了一年时间进行内部装修,亲自绘制门楣和门周围的装饰,并加入一些自己的设计来点缀画廊——她在门框周围画了茶树和咖啡豆,来弥补胡克爵士不同意画廊提供茶和咖啡的遗憾。她把所有的画作进行编号,按照植物的地理位置分类,仔细地镶嵌在墙壁上,并在所有画框的底部留下了一小部分空间,用以展示她在旅途中收集的木材。

诺斯笔下的富士山和紫藤。

画廊还未完工,查尔斯·达尔文便强烈鼓励她去画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坦桑尼亚的植物群,以补充她的作品。诺斯按捺不住又要出发,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她于1880年4月从马赛出发,经沙捞越前往布里斯班。画廊在1882年终于完工,一开业,公众就蜂拥而至,只为一睹玛丽安娜画中的异国他乡和稀有植物。那时候旅行是富人的特权,在彩色摄影技术发明前,她让那些不能出去旅行的欧洲人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了解世界,来认识植物的多样性,她的作品不仅记录了各种植物,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全球旅行的缩影。

在画廊密密麻麻的作品中寻找以诺斯的名字命名的植物是所有到访者的乐趣。她在旅行中发现了科学界所未知的植物,按照当时欧洲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自然历史学家命名“发现”的传统,用她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她引入西方世界的样本,共有一个属和四个种:僧帽榄;诺斯猪笼草;诺斯文殊兰;诺斯槟榔;诺斯火把莲。

2015年,玛丽安娜的后代亲属又向画廊捐赠了私人收藏的41幅画作。画廊几经翻修,却仍保留着当时的建造风格,到访的人们依然可以充分体会诺斯建造它时的想法。画廊目前共收藏了玛丽安娜的848幅画作,以及她收集的246种不同类型的木材。

邱园内的玛丽安娜·诺斯画廊,于 1882年向公众开放。

玛丽安娜·诺斯画廊是邱园的必游之地。我一走进这座画廊,大自然的活力便扑面而来,作品中迸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画廊的布局方正、有序,让人仿佛走入一座秩序井然的宫殿。这些作品排列得密密麻麻,流光溢彩,好似一面战绩满满的记忆墙。我认为这面记忆墙不但是艺术和植物学的重要财富,更是一座由勇敢的独立女性书写的人生传奇的里程碑——直到今天,玛丽安娜·诺斯画廊呈现的仍然是英国唯一由女性艺术家举办的永久性个展。

本文选自《花朵与探险:玛丽安娜·诺斯的艺术世界》,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祝羽捷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婷 罗东

导语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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